世界快资讯丨火灾中,在伦勃朗和“鲍勃”之间,我选择救“鲍勃”
我们每个人,至少有那么一件事,每天做都不会厌烦。坚持长跑、好好吃早餐,又或者是带餐去办公室,它是一些微小但给自己生活带来正面反馈的事。对于《纽约时报》书评周刊的总编辑帕梅拉·保罗来说,这个弥足珍贵的习惯是写阅读笔记,她从17岁高中时期开始做这件事,将近三十年后,她仍然在坚持。她给这个项目命名为“Book of books”,简称“Bob”(鲍勃)。在《至少还有书》一书的序言中,她讲述了自己为何记录。
为何记录?
(相关资料图)
文 | 帕梅拉·保罗
和所有成了家、有了房、生了子、工作复工作的人一样,我总有操不完的心。哪怕天赐良机无事烦心,我也有办法自寻烦恼。若是在一夜无眠之后的凌晨4点16分,事情终于解决了,新的烦恼也会迅速补位。我呢,是个劳心鬼。
经过实践,我已能在大堆潜藏的危险之间高效切换,应付自如。虽然邪祟的影踪防不胜防,想象中的各种灾难随时会吓得我脸色惨白、瑟瑟发抖——升降机莫名其妙地脱轨;眼见孩子在楼梯上摔倒,我赶忙斜过身去,却还是没能及时避开;更别提空中旅行了。
还有老生常谈的紧急事件,一些我们大多数人都曾在脑海中勾勒过的画面:房屋着火。一切付之一炬。除了孩子、伴侣、小宠物之外,我们要在片刻间决定还要抢救什么。如果想免遭遗失文件的麻烦,该抢夺出生证、纳税存根,还是护照呢?有价值的东西和无法替代的东西,该拿哪一种?是抢祖母的戒指,还是为数不多的信件,抑或是电脑?万一等浓烟散去,电脑还能用呢?
我不会为这种事件担心。我知道,我会让它们在脚旁化为灰烬,我会丢下笔记本电脑、相册,甚至——原谅我这么说——还有孩子的艺术作品,因为在这一切之中,只有一样东西需要抢救,它是我的无价之宝:鲍勃。
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(1987)
“鲍勃”不是宠物,也不是泰迪熊玩偶,但它承担了情感价值,自我上学起就伴我左右。鲍勃,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缩写词,它是我的“读书笔记”。它记载了自1988年,高中二年级的那个夏天以来,我为大量读完或没读完的书所做的笔记。它是我的读书记录。因为,如果不写下来,我(自然)担心会全都忘记。
这本读书笔记绝非稀奇之物。它不是喜马拉雅山脉村落的某个手艺人手工缝制的,也没有装饰浮雕图案。不,它是工厂货,纯灰色,外面套着炭黑色的封面,内里是白色的无划线纸。它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古董,出自“鼹鼠皮”牌笔记本占领书店柜台之前的岁月,那时的“博客”“剪贴簿”“日志”还没有被当成动词。翻开封面,我尽心读完的每一本书的作者和书名如流水账般罗列其中。在大概读完二十本书之后,我才想起提笔记录,因此,整本笔记始于一个模糊的日期。
2012年,我在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》的一篇文章上首次坦然提及“鲍勃”。为了更多地展露自己,我特意在文章中安插了一张“鲍勃”的首页照片,向百万陌生人展示我在深度和智性、短暂的少女时期的执念、故弄玄虚的注释等一切方面做出的最初尝试。我以一种非常公开的方式展露自己的内心,但仔细想想,我其实是在一个安全的维度里在读者朋友间展露自己。在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》的美术总监扫描完“鲍勃”的照片之后,我马上把它从七楼的美术部取了回来,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带回了家。从此之后,它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家。
Pamela Paul 的读书笔记“鲍勃”
这本读书笔记仍然属于我的私人领地。可以肯定的是,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日记。它既与我相关,也与我无关。它既是非个人的,也是极具个人意味的。以我的情况来说,它给一个幻想在未来成为作家的人提供了充足的先决条件,比一本真正的日记要强得多。比起我年少时的任何一本日记,“鲍勃”陪伴我的时间都长得多。我现在依旧记日记,原因在于,日记容下了我想忘却的一切——一段段无果的单相思、一次次朋友间的争吵、一场场对大学入学考试的担忧;“鲍勃”则记载了我想记住的事——在遭遇上述一切时,我正读的书。
现今,“鲍勃”已至中年,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入口,让我可以抵达在生命的特定时刻到过的地方,无论是心理意义上的,还是地理意义上的。它见证了我如何决定去读某一本书。我读过的书,要么让我期待更多相似的心情,要么指引我朝别样的事物奔去:是待在“美国内战”的情景中呢,还是去读一部出色的侦探小说呢?我读过这位作者的书吗?如果读过,是在什么时候?我是出于什么理由离他而去,又是什么将我拉回来?“鲍勃”封存在我记忆中的并非某本书中的某个角色——其中很多已经模糊,它更多是在告诉我,我自己的角色是什么。
每一个条目都能唤起一份记忆,如若不然,那份记忆就会随时间变得模糊,甚至被遗忘。打开“鲍勃”,我就想起躺在法国中部不起眼的小村庄莫里亚克的宿舍里的日子,我在那里参加“美国战地服务团”的出国项目时,写下了第一个条目:《审判》,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。这番记忆召唤出一大堆相关的记忆:观看巴瑞辛尼科夫在百老汇出演《变形记》时的情景,然后是把卡夫卡的平装本带在身边的那个夏天——一整段狂飙突进的岁月后留下的青春残片,从不如忘却之事的迷雾之中再度浮现。
记忆猝不及防地显现,总令我心惊肉跳。昔日的日记,日后读来总像一场场誊抄来的梦境——这是谁写的?那个如此动情/如此钟情于某个男子/对X如痴如醉的人真的是我吗?而书籍的标题总是轻而易举、准确无误地呈现我早年间的思想状况,在阅读“鲍勃”的过程中,我想的是:是的,我都记得。我记得那本书的书封、版本以及那些纸页的触感。我经常会感到,浸润在舒适的书籍世界里的时间,要比耗费在恶劣的游乐场世界的多很多,对于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说,一本读书笔记是可想到的最珍贵的日记,它展现出一个版本的“我”,我不仅认可这个版本,而且还能切身感受。
经年累月之后,“鲍勃”甚至比一部日记更像私人记录,它不仅仅记录了我的日常存在状态,还记录了横在其根基之上、激发我兴趣、促成我想法的东西。有时我会真实地记起,自己坐在高中二年级时费心思装饰的、贴着猫咪墙纸的房间里的样子,或是坐在高中咖啡馆一张留着残羹冷炙的桌子旁的样子;我还会想起,自己在幻想中与特定人物相见的场景——我们有时在某间客厅里泰然自若地聊天,有时则会如临画中,在英国狂风大作的风景中漫游。
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(1987)
现今,我的生活已被书包围。内嵌型的书架紧挨着日式风格的榻榻米,沿着我的卧室铺开。我之所以买这样的书架,是因为它的边缘非常宽厚,可以更好地托住书籍,方便快速抽取。即便如此,还是有些书籍被堆放到我的床头小桌上。书架的格挡横过墙面,从地板到天花板持续增加。有些书胡乱地堆在门道上方,政治回忆录和文学散文混在一起,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和叙事冒险类的作品互相争夺空间,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尝试,“企鹅经典”系列丛书从未按照顺序在宽敞的书架上相聚。书籍为了博得我的关注相互争宠。而在房间另一侧的沙发上方,还有一些书籍堆在沿窗户逐次降低的架子上,在我身后虎视眈眈。当我与一本书同床共枕之时,别的书则静待着时机。
书们并未就此罢休。有些书聚在沙发前的咖啡桌上,另一些书——那些要捐给孩子学校的书,那些要送给当地图书馆的书,那些对我的丈夫、母亲、我丈夫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人,以及我三个孩子中的某一个来说有意义的书——则在我的家庭办公室里,根据各自的使命一点点向上堆叠。大手提袋里装满了书,被随意地堆在楼梯边,等待被拖上火车,袋子里的书籍来回更换,有一些将踏上归途,另一些则会留在此地。
在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》的办公室里,我的书受到志趣相投的同事的垂涎。那里的书,有的是我感兴趣的,有的是有明确用途的,有的则是因为某个特定的理由而存在着的。我办公桌前的架子上,放着来日要用的参考书,要么是我感兴趣的作者写的,要么是可能为杂志供稿的评论者写的,抑或是已经受到肯定的作者写的。还有的,就是等待被阅读的书、等待被阅读的书、等待被阅读的书,以及假以时日会以各自的方式被我写进“鲍勃”的书。
当我回到家中,重新翻看这本读书笔记时,我看到了下笔时没有察觉的私人叙事。一路走来,我从逃入书籍中到从书中向外抽取精华,从受书启迪到主动去做给我启发的事——我在书中遇到许多这样的事,从希望成为书中的某个角色,到真正成为书中的角色,从阅读书籍到为了书写而与书籍角力。我依旧从阅读中获益。
《午后之爱》(1972)
“鲍勃”和我日渐衰老,想到终有一日会失去它,我越来越焦虑。我踏上旅途时,不再将它带在身边。它现在安稳地待在家中,而我每次打开行李,都会迫不及待地将在飞机上、火车上、会晤间隙阅读的书籍记录进去。每新增一个条目,我都越发觉得被它守护。我能感受到“鲍勃”对我的守护,就如同我对自己的守护一样。
时至今日,“鲍勃”已经记录了很多内容,尽管我曾想过它终会被另一本笔记本所替代,但它依旧是唯一。它其实只用了不到一半,几乎准确地映射出我生命长度中的每一个位置。它依旧有很多工作要做,还有许多页面等待着被填满。经历了近三十年之后,“鲍勃”也显现出了老态。我有时对它不够细心,随后会感到内疚。十年前,我轻率地在整整一百个序列上重复出错,然后又将其中大多数内容划掉。所有条目都是匆匆写出的,我站立着在书目下面画出一条条上下起伏的、不规整的线。纸张暴露着我的不用心对待。纸页上有咖啡渍;封面有些地方染了杂色,有些地方褪了色;封皮已经开裂,一角还露出了下面的木质底。它被放在书桌上方的专设书架上,那不起眼的、磨损了的书脊上未标注任何信息,守护着我和它的私密世界。
如果没有“鲍勃”,我会感到缺失——某些东西从我的生命、从我生命的记录中遗失了。就像一本书没有读完,我生命的故事也没有了意义。如果没有“鲍勃”,我不知会去往何方,如果它不在这里,我也会不知身在何处。“鲍勃”记载的是他人写下的故事,这份记录却属于我。如果世上有哪本书能够讲述我的故事,那就是这一本。
本文节选自
《至少还有书》
作者:[美] 帕梅拉·保罗
译者:林晓筱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出品方:浦睿文化
出版年:2022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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